他是我的病人

他是我的病人 

我是否有權力替天行道？

我本著良心救治病患，但這樣的「良心」，

究竟是忠於專業，還是忠於是非？ 

從小到大，我們都被教育要「明辨是非」，

但在我看來，醫療是個最沒有「是非」的行業。

不論是江洋大盜，還是人民保母，

生命的價值都是一樣的。

醫師沒有選擇病人的權力，更沒有替天行道的權力。 

曾經有個頗有哲思的醫學倫理辯證：

一個死刑犯被送往刑場執行死刑，卻在路上發生車禍。

此時，醫師該怎麼做？

能否因為死刑犯是將死之人而見死不救？

答案是不行。

醫師在面對這種情況時，

無論如何都要救，

等到死刑犯被救活之後，再執行死刑。 

一個忙碌的值班夜，

急診連續接到兩位嚴重外傷的病患。

一個是從事資源回收的中年婦女，

在路邊撿拾瓶瓶罐罐時，被超速的來車攔腰撞上，

送到醫院時已經沒有心跳與血壓，

急救無效之後，我們只好宣布她的死亡。 

另一位則是這起事故的肇事者，

在撞倒拾荒婦女後，又失速衝上路邊護攔，

車體整個變形，人也被卡在車內動彈不得。

送到醫院時，全身有多處外傷與骨折，

再加上渾身的酒味和胡言亂語，

讓人分不清他究竟是醉到不省人事，

還是頭部外傷造成意識變化。 

我們一邊固定這個病患的傷處，

一邊脫下他的衣物以進行全身傷口診視，

衣服上混著汗水、血跡，還有充滿酒味的嘔吐物，

刺鼻的臭味讓人想靠近都難。

或許是傷口疼痛，再加上意識不清，

他口中的髒話一刻也沒停過，

甚至試圖揮拳攻擊醫療人員。

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壓制住他，

但仍控制不了他嘴裡口無遮攔的破口大罵。 

「酒駕真是糟糕，自己不要命就算了，還連累無辜的人！」

大家雖然忙著救人，但是對他的行為實在是無法茍同，

「我實在搞不懂，

為什麼我們要花力氣、費資源救這種自尋死路、

害人害己的人？」

一位被他吐了一身穢物的住院醫師忍不住抱怨。 

沒多久，往生者的家屬來了，

當他們知道自己的親人已經慘死輪下時，

群情激憤的眾人要找肇事者理論，

被我們趕緊擋在急救室門外。

「殺人償命！」、「一命抵一命！」

家屬隔著鐵門對裡頭大喊，

「你們為什麼要保護這種人？」

我剛好走出急救室，被憤怒的家屬攔下來質問，

為免徒生事端，我什麼話也沒說，快步離開。　 

檢查的結果發現，肇事者有骨盆骨折造成的內出血，

於是我安排了血管攝影栓塞治療。

將病人從急救室推去血管攝影室的路上，

往生者的家屬又是一陣追打。

或許是過度悲慟而情緒失控，

把醫護人員也當成了遷怒對象。 

「這種人讓他死掉就算了！」、

「你們把他救活，根本就是幫凶！」

往生者家屬一句又一句的咒罵，

聽在我們耳裡，卻像把利劍刺進心坎。

我們豈是因為站在肇事者這一方才施救？ 

有那麼一刻，

我突然也對自己的身分和工作感到迷惘

──我為什麼要救這個肇事殺人的醉漢？ 

但我馬上恢復了理智。

眼前這個病人或許十惡不赦，

但我是否有權力替天行道，不去治療而放任他死亡？

很顯然，我沒有這種權力。

我只是醫療的提供者，不是正義的仲裁者，

更不是法律的執行者。

儘管我的是非觀念告訴我，

此人死有餘辜，但我還是必須本著良心，救治這樣一位病患。 

只是所謂的「良心」，

究竟是忠於專業，還是忠於是非？

思緒一轉，急促又尖銳的救護車鳴笛又劃破夜空，

前後各有一輛警車開道。

雖然病人還沒送來，但看到如此大的陣仗，

在急診室待命的我們立刻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原來，離醫院不遠處發生了重大社會案件。

原本只是酒店酒客間的口角，

在警方到場調解後，竟然演變成警匪槍戰。

共開了十多槍，兩方人馬都有人中槍，

雙雙被送到本院治療。 

員警雖然身中三槍，所幸都只是肢體上的傷害，

沒有生命危險。

照完Ｘ光後，發現其中一顆子彈卡在大腿裡，

並且造成骨折，因此很快交由骨科醫師進行手術。 

另一個人雖然意識清醒，

心跳、血壓也還算穩定，

但胸口與腹部各有一處彈孔，

很明顯已經穿透胸壁與腹壁形成穿刺傷。 

「你去幫病人插三十二號胸管，我來安排手術。」

看完前一個大腿中槍的病人後，

我走過來看了這個病人一眼，

接著告訴住院醫師我的決定。 

「放胸管？不用先照張Ｘ光？」

住院醫師對我的處置似乎有點疑慮。 

「這是明顯的開放性氣胸，

照與不照Ｘ光都不會改變他需要胸管的決定。」

長期以來處理各種外傷的經驗，

讓我幾乎已經對各種狀況形成反射反應。 

「他目前沒有明顯的出血性休克，為什麼要馬上開刀？」

住院醫師接著問我。 

「子彈已經穿透腹壁進入腹腔，

因此開刀的目的是為了確定子彈沒有貫穿腸子或其他器官。」

在國外治療槍傷經驗豐富的醫學中心，

或許會針對某些特定病患選擇性地進行非手術療法，

先採取保守的治療與觀察，

若病情出現變化再進行手術。

但在臺灣，因為槍傷不普遍，

因此凡是貫穿腹壁的槍傷，

幾乎都會進行剖腹探查或診斷性腹腔鏡手術，

以確保子彈對腹腔內器官沒有造成傷害。　 

我走出急救室向在外頭等候的家屬說明我的處置，

以及馬上要去開刀的決定。

陪同的員警大哥知道自己的同僚沒有大礙，

因此鬆了一口氣。

反而是另一方人馬氣急敗壞，

大聲指責開槍的員警們，

「喝酒打架而已，有需要開那麼多槍嗎？

出了人命你們怎麼負責？」

警察不作聲，沒有和他們爭辯。

我隱隱約約聽到家屬要找媒體與民代出面，

控訴警方執法過當。 

臺灣因為有槍枝管制，槍傷相對罕見，

再加上具有新聞性，因此格外引人矚目。

手術結束後，

一群媒體果然圍在加護病房外等候消息，

基於保護病患隱私與不亂發言的原則，

我刻意從側門離開，避開媒體記者，

打算等隔天早上由長官統一開記者會發言。 

但當晚槍戰的新聞已經沸沸揚揚，

其中也包含了幾則關於質疑警方執法過當的報導，

家屬甚至聲淚俱下地表示，他們只是善良老百姓。 

看到新聞的時候，我不禁想，

警察為了執行公權力而開槍，

理論上應該是代表正義的一方；

但從家屬或輿論「傷者為大」的觀點來看，

善與惡的界限似乎開始模糊。

我想不透這箇中的道理，

似乎孰善孰惡也不是任何人可以置喙的。 

隔天早上遇到同事，

「聽說昨晚有警匪槍戰，

你替其中一個中槍的病人開刀，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我只知道他是我的病人。」 

本文摘錄自:《拚命：一個急症外科醫師的生死筆記》